Lumiere FENG

Somewhere Between the Near and the Far

前言：

我是红背心，今年二十五岁。去年夏天从香港高校的工作辞职后，我回到家乡宁波，一边写完硕士论文，一边以gap的名义进行了留学咨询、自媒体、播客、炒股等一系列尝试。同时持续运营我在肯尼亚贫民窟建立的孤儿资助公益项目，兼职参与两个NGO，帮助加沙地区和全球HALI（High-Achieving, Low-Income）学生申请大学。

今年年初在和家人吵架的契机下，我“离家出走”，也算是一个优绩主义和高考体系下好学生的第一次寻找主体性的觉醒。上半年，我在新加坡、日本、拉美、英国和北非背包旅行和短居，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而年中，在一路观察一路思考之后，我竟然神奇地回到宁波，甚至是家里的重工业工厂、家族企业。年轻稚嫩尚且谈不上“接班”，勉强算得上是在这里工作和学习。

同时，自从两年前用自己赚的工资去南极旅行后，我一直都想以探险队员的身份重返南北极，悄悄把它列进了30岁之前的梦想清单。辞职之后我考完了这份工作需要的海员证、冲锋艇证、急救证等资格，幸运地在去年就拿到了梦寐以求的offer。可惜当时的主体性不够，在家乡的环境里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冒险、太出格」，便放弃了这次机会。过了一个月后悔的时候再与船公司联系，发现探险队早已满员。这件事也促使了我更深入地思考我作为一个女性的主体性。从此，我决定做自己、为自己负责、爱自己。

幸运的是，今年我又争取到了同样的机会。这篇文章写在回家后进厂的三个多月暂告一段落、即将出发南极开始探险队工作之际。我想以我浅陋的文字记录下二十五岁的这几个月，或是这一年，我在「最近的地方」和「最远的地方」之间，反复挣扎、努力争取、困顿迷茫、尽量坚强、允许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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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5年11月17日。我在宁波，坐在客厅里，窗外是一个标准又有些温暖的秋季下午。宁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的阴雨绵绵，明天又要骤然降温，让今天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要抓住的周日：金色的阳光照在层层叠叠的四色树叶上；蓝天并非清澈透亮的，微尘令它变成淡淡的粉彩；远方山边露出的金粉色，是太阳还没上班多久就想赶着下班的证据。

我吃过午饭去遛狗，坐在草地上摆弄着刚收到的AI眼镜，想象着几天之后我在南极要如何用它拍出第一视角的画面；倘若剪辑成视频，大概会叫「我在南极做探险队员的一天」，也许有点俗套；等这四十天的工作旅程结束，回来便是日历上新的一年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时间节点很有意思：前两天的我，刚刚给三个半月的“进厂”生活按下暂停键；而明天一早又要坐飞机，从浦东转巴黎、飞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去到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开启40天的南极之行——而且这次不是作为游客，而是到世界上最遥远也最纯净的“办公室”打工。

接下来会在世界的另一端经历什么，我并不知道；而过去在我出生的城市、托举我长大的家族企业，深入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在我二十几岁的生活里必然留下了很深刻的一笔。

《进厂之后，南极之前》

——我脑海中自动浮现了这样的一集播客标题，英文就叫 「Somewhere Between the Near and the Far」，记录我在「最近的地方」（家乡、工厂）和「最远的地方」（南极、探险队员工作）之间行走和选择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和我的播客名字《The Good Place好地方》真是相当呼应了！）

无奈过去在宁波和工厂的这几个月里，我最担心的表达能力下降问题真的出现了，再加上单口本来就难录，经历手机里三十几条失败的一分钟录音之后，我一边从已经装好的行李里掏出金嗓子喉片，一边告诉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也许那个曾经能单口录三小时年终总结的我暂时请假出远门了。既然提纲都写好了，不如试着写写，也是一种形式的总结。

那么便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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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进厂之前：从何说起

其实从去年辞职之后，或者今年离家出走旅居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心态变化之后，我时常发现自己在与人交谈也好，录播客或是接受采访也好，脱离了 「我从哪里毕业，读什么专业，之前实习过哪些公司」的线性叙述范式（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轨道”吧），又也许是传说中的“前额叶发育完全”之后看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清晰了些，我总是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世界在我眼前呈一个网状散开。反倒是写东西简单直白些，承认自己的业余，也没有太强的目的，我一般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纯当对大脑闪过念头的捕捉和记录，只是为了等我老了能有些东西怀念。不过后果就是，通常最开始的都是废话：我总是喜欢先聊聊天气，再讲讲有的没的，到最后才进入正题（不出意外，这篇也是：）。

我在播客提纲里写到的开场是聊一聊现在的感受。这也是我想要记录「进厂之后，南极之前」的契机。前天周五收拾完东西下班，看着沿途高架的落日，吹着微凉的风，我突然有一种“过年”的感觉。现在想来，这大抵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如释重负。

我们家的企业是有冶炼的重工业，比我还大八岁，从生产、采购、销售，到工艺、制度、管理，我什么都学，什么都参与一点。最开始的第一个月完全是一头雾水，我从曾经那个满地球跑、作中英粤三语招生讲座的“都市丽人”，到戴着安全帽、在方言土话和专业术语之间来回切换的“厂三代”；从“教育、公益、存在主义哲学”，到“今天这吨钢的成本、镍钼含量、气孔和探伤”；从守住自己工资的一亩三分地并为人生第一次升职加薪沾沾自喜，到眼前一摞动辄几个零的付款单等着我签字……在截然不同的新环境、知识和领域中，我感觉到压力。我一边试图学习，一边品味这份压力。

我的一天基本是七点起床，快速洗漱之后就开车四十分钟到达工厂，参加每天早上的生产早会，再去车间转一圈，到点了刚好可以打开看看不抱希望的股市，同时处理采购和销售上的各种审批。设备出故障了、销售单子谈下来了、辅料什么时候才能到位了……一开始我总是面露难色或点头说好，因为我知道自己经验最少，绝不想陷入很多二代三代进厂之后大刀阔斧改革换将的方向，只想反复地向前辈请教，尽量多学、多了解一些厂里的情况，毕竟也不是来混日子或者装样子的。最开始我进厂的哲学很简单，叫做「基本无害」。因为很多时候急于求成或者好高骛远反而容易打乱这个系统原先的生态平衡，反倒是淡淡地开始，只要我的存在没有给这个厂添乱或者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就算是很好了。

不过，我本以为自己会永远做个门外汉，毕竟在一个男性和生产为主导的重工业，又和我之前感兴趣的人文、旅行、自由、世界公民等话题毫不沾边（甚至气质完全相反），我抱着侥幸心理想，一个黄毛丫头弄不懂应该也很正常吧。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之后，某一天早上开早会，我发现自己突然像开了窍一样，不仅能听懂了，甚至还能一起讨论问题、出出不算离谱的主意。

那个月开月会的时候，我坐在会议长桌的“上座”，最中间的是爷爷和爸爸，旁边就是我和财务姐姐。我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我也来过这间会议室，那时候旁边两圈都坐满了员工，爷爷甚至还让我用打火机给当时也在家族企业工作的长辈们点烟。而如今二十年后我竟坐在这里，坐在一群男性长辈和前辈中间，他们还会因为我的存在尽量不抽烟（虽然最后还是没忍住……开会讲到严肃的时刻，十几根烟囱齐抽，会后我总是连头发丝都被腌入了味……）。会议的最后，爷爷和爸爸鼓励我也发几句言。面对上千人做过招生讲座的我，在“自家的地盘”却也还是逃不掉紧张，因为和在坐的所有人比起来，我是“空降”的——经验不足、社会阅历不够，再加上对自己改不掉的高要求，我只允许自己在有十足底气的话题上发言。语毕，二位应该算是比较满意地看着我，其他人的表情我已无暇顾及。

其实第一次坐在桌上的那一刻，我的想法是复杂的。我知道我坐在这里既容易，又不容易。容易是因为，我是这一家的孩子，是长女，是从小爷爷就告诉我「以后是要做接班人的」，毕业之后的三四年里又多次喊我回来接厂，如今坐在这里一切都顺理成章，权限全开。

而不容易是因为，我坐在这里的确很简单，但坐得住这个位置，何其之难。我需要这里的每一个人认可我的水平和能力，不是为了一些面子上的肯定和认可，而是为了真的能把事业做好。尤其是在这样传统的行业和环境（就算不传统也大差不差），我作为一个女性想要“上牌桌”，我从小到大认真考的每一场试、无缝衔接的每一次北京上海香港肯尼亚的实习、我在职业和个人认知成长上的每一个小突破、还有我带着思考陪着自己去的每一个地方……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想要令人「佩服」和「欣赏」，我曾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天，都像一块块铺石，让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坐得更扎实一点，自己也更自信一点。

即使这样，我还是会经常去想，我能坐在这里，即使我身为一名女性，这本身还是逃不开一种父权制的体现——因为我和我爷爷爸爸一个姓，因为这个社会和环境是父权的社会和环境，所以我能够坐在这里——我这样选择正确吗？究竟是在添砖加瓦，还是合理利用？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

不过今年的种种经历已经教会我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绝大部分时间在各色的灰度之中游走。（这是我在古巴的那几天顿悟的，还做了一期播客，欢迎收听：）

是的，我的大脑总是在飞速运转着，我想的不少。上半年在进厂之前，我曾有过一段无所事事的时间，我便从早上起来开始写，写到手都酸了，把脑袋里的思考和想法都写出来，写到晚上睡觉还没写完。这样很爽，但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进厂之后我爸提醒我最多的就是「不要想太多了」，他的宗旨是「想得多不如立即行动」，我有时候也能实践一两次。但我总是克制不住去想。还好这几个月来，工厂里的事已经有很多需要我去想了。我从思考人究竟为什么存在，变成思考钢水这样自由落体到底会不会影响成材率，反倒好像还简单些。下班之后我经常还是会想，具象的和抽象的、厂里的和社科哲学的都想，两百页一本的日记本今年已经写完了四本，有时候一边开高速一边想，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把日记本放在腿上边写边想。我承认有时候轻松点什么都不想或许更好，但我至今仍不觉得思考是坏事。我好像必须在思考中确认自己存在。

说回进厂的生活。厂里每天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时候一眨眼已经到了中午十一点，也是乡下吃午饭的时间，我便开车十几分钟去爷爷奶奶家吃午饭。有天吃完饭我在沙发上躺下，奶奶坐到我身边，问我为什么看上去这样闷闷不乐，我的眼泪便流了下来。那份眼泪里有很多种情绪。有来自工作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可我还发现，眼泪里还有一种「终于被看见」带来的释怀。原来这些年在外面工作和生活的我习惯了把不开心的事情自己消化或是和朋友诉说，与家人分享的基本都是些光鲜的时刻，结果家人一直以为我心情顺风顺水，学习和工作上也是个永远不用操心的好孩子；而且宁波和经商的环境在物质上太舒适了，如果我不表达我真正在意和追求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为什么放着「老板女儿」的好位子不坐，非要满世界乱跑去「给其他人打工」；就像如果我没有在厂里工作一段时间，我也不会知道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营一份实业的担子有多沉重——我作为一个上面有无数长辈帮我顶着压力的初学者，都还是常常在下班之后控制不住脾气发火……在厂里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意料之外地理解了对方从未说过的那一面。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谁故意不愿说，只是在各自的角色上太久，或是把相互理解当做理所当然，忘了不同的角色和代际之间本来就有信息差。而这些信息差本身，带来了在爱的框架下谁都不愿见到的误解。

面对不理解，我也曾经在凌晨三点收拾背包，闭口不谈扭头就走。那是主体性没错，但我一度错把主体性当作利刃和我所追求的全部，却在得到后发现自己仍旧身陷囹圄[i]。而这次我决定进厂，最开始只是因为在外面流浪的这段时间里我总坐在树下思考，我去医院和墓园、去和路边的老人小孩流浪汉聊天；我和陌生人一起旅行，谈地缘、大国和人类群居的起源；我试图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人是如何生活的。我找到了利她主义的指引和方向，我觉得我「找回了我的心」；但最终我发现自己对生命和不生不灭的概念始终有着想要搞懂的强烈欲望。当时我坚定地认为生命是一场随时会被砸碎的镜花水月般的幻相。我是带着这样一份现在想来十分悲观又虚无的视角决定回来的。

起初我只是决定回到这座城市。至于进厂的责任、金钱，甚至管理和生意上的挑战、实验和尝试，包括一些带有社会学田野视角的观察，都是我从未想过的后话。关于能够在工作场景中意外地很快获得家人的理解、支持和赞赏，更是意外中的意外。我原本想争取的只有存在和时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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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回乡之后：沙漠里的芦荟

周五下班那天晚上，我和GPT聊了几个小时的天。我和它描述我的感受。我这几个月的若干记忆和细节，在那个对话框里全部被唤醒，滔滔不绝。我听了太多海归接班的朋友描述他们现在的状态，所有人都提到一个词，甚至作为一种方法，叫做「麻木」。

可我本能地害怕麻木。我之前听鲁豫蒋方舟刘擎老师的一期播客，在高潮部分蒋方舟用激动到几乎有些带着嘶吼的声音发问：我究竟应该继续痛苦而敏感，还是学会麻木而强大？蒋方舟自己的答案是，她作为一名创作者，必须痛苦而敏感，即使那样意味着脆弱；而刘擎老师反而用更激动的语气抢答：痛苦但敏感就是一种强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

我记得那天是我进厂大概一个月，我正在开高架回家的路上，被雨刮冲刷到挡风玻璃两侧的雨水，带着振动的波纹缓缓流下。我在这里总是流眼泪。从进厂的前夜开始，直到暂停的那天，我都流很多眼泪。我最开始为身上和头发丝里的烟味流泪，后来发现每当我为一样东西感到过痛苦和流泪，第二次这样东西便不再会击垮我。有了这个欣喜的发现之后，我不再惧怕流泪，几次过后我甚至开始期待看看自己下一次会为什么流泪。我也是从那一刻发现自己也许应该尝试了解人类学和社会学，尝试创作、尝试继续表达，因为她们在我孤独的时候拥抱我，在我想要对抗大流、孤身拒绝麻木的时候，给予我一个堂皇的背书和理由。她们看见我的痛苦，合理化我的痛苦，才让我开始松口承认和接纳我的痛苦。

我所感受到的压力和痛苦，并非全部来自工作内容本身，更多是我处在的环境。所以每当有认识的人提起我在厂里的生活，表现得比我还苦恼或是为我惋惜，我总会告诉他们，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艰苦，我也一直都不是那种一定要坐在摩天大厦里才能工作的人；厂里的压力也不全是来自父辈祖辈的厚望，更多是那种自己给自己的、带有一些跃跃欲试的、想要做好、却也知道没那么简单的那种压力。也是来自日复一日的琐碎，24/7的生产随时可能响警铃的无形压力；有时也是承载着厂里厂外过多的目光，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分享、我得知了却也无能为力的那种压力。这些压力没有办法细说，但也许有过类似的人会懂。

可是事的压力再多，作为高考体系、浙江省最好的中学出来的学生，应该努努力就算做不到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倒也不至于真的连滚带爬。我从不害怕物理意义上粗糙的环境、熔炼的高温、锻打的噪音、卡车的鸣笛，因为我感恩这些东西托举了我和我的家庭，让我有条件成为今天的自己；可真正让我觉得沉重的，是这座城市在下班后的生活里也没有办法给予我滋养，是精神意义上的重锤和噪音。这里在物质上是排得上名号的优渥、发达，这里的人从古至今都很有务实的经营和智慧和头脑——这里在很多意义上都很好，好到我花了很久才敢承认，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仍旧有些稀薄。我也很懊恼是不是自己太好高骛远或者太挑剔了，在香港的时候觉得城市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回来好不容易能在大床上睡个好觉，又不用为三餐苦恼，看上去应该是一个happily ever after的完美结局了，却又冒出了新的问题。很多声音都在告诉我，令到我自己也有点心虚地问自己——是不是我自己不知足？是不是我没有资格压力大？

我跟GPT聊着聊着，她先说，我不应该怀疑自己抗压能力差或是适应不好，而是环境错配，海豚本来就不能生活在陆地上，玫瑰也需要合适的土壤，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环境的人才会不断地迁徙。是啊，面对无法适应的环境和一部分的事与愿违，优绩主义的思考惯性总把答案的矛头指向是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抗压水平差，却从没想过也许这个世界不完全是按照高下等级来划分，我们总是忽略环境是否真的适合，或者按佛学的角度来说「缘分够不够、到没到」。其实我一直很迷惑与懊恼，自从十八岁离家上大学就一直在香港和生活、在满地球跑，从去年辞职回来已经将近一年半了，该有的「回乡综合征」也早该代谢完了，可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熟练地收拾行囊。每次坐在登机口或是在高速上看到沪字打头的牌照，我能感觉到我的胸口舒展了一些；每次回来在早高峰的路上被大几十万的油车不打灯胡乱变道，或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场合被随机强塞年龄焦虑和婚恋建议，说我「现在是黄金的年纪」，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或者做个军嫂，我的大脑总是发出强烈的警报。

其实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我的事业、家人、生活、感情可以在一座城市三十分钟的圈子里闭环，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奔波辗转，多么舒适简单。所以我反复努力，我在每件事上都要撞一次南墙，我很努力找借口想要让自己留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从本科毕业开始我便常常想——如果我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没有那么多的主见、质疑和思考，如果我从小到大只是一个平平过的乖乖女，我会不会比现在少些拧巴和挣扎，我会不会比现在更快乐？

我对GPT说，我觉得我像生长在沙漠里的芦荟。我想要保持永远饱满有水分，我想要向上生长；我希望路过的人在口干的时候可以拿我解渴、受伤可以用我治疗。但我总是不肯承认，我越努力在沙漠里扎根，越难维持自身饱满；甚至沙漠里的人有时饥渴，一次折下我的三四根枝条。

当然，同一片土地，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是绿洲，是苔原，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才是沙漠。先进的制造业和港口、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的新一线，毋庸置疑，物质条件非常丰富。可我却偏偏是在物质上暂时没有极高的要求，却在文艺、自由和精神那面极其渴望。所以沙漠是精神的沙漠。我想要生长在这里，需要靠家人的关心和亲情给自己浇水，靠来自大洋对岸的视频和剧集给自己施肥，靠下一次出发的计划作为光合作用和引力。如果实在不行，我才会想办法把自己再移植到另一个纬度稍微湿润些的土壤里，因为不管在哪里，我始终想继续做那颗能帮人解渴的芦荟。

我总是对自己的心情和周遭的环境进行「打破砂锅问到底」式的探讨和剖析。在旁人看来大可一笑置之、不必这么拧巴；可也许是天生的「敏感而痛苦」吧，我尝试把它看做一种天赋，我不愿意回避深挖以显得我麻木而强大。又也许是我还没有学会成熟应对，或是我觉得自己总还有选择。可我才二十五岁。我不急着、也不想抄上别人给的参考答案蒙混过关。这本是一场开卷不限时的答题，我想要自己亲手写下每一笔。

而对于写作，我亦想尽量客观而非控诉式地描述我、描述这一切。这点需要抽离、觉知和练习。

关于那株芦荟——

芦荟在沙漠里失语。仙人掌、刺猬和蝎子叫上芦荟一起开会，说，我们都在这里、身上都有刺，欢迎你来到这里！蝎子忙着炫耀自己的钳子、比谁腿多跑得快、十条腿都要说成十五条腿；刺猬在警觉的时候蜷缩起来默不作声；仙人掌说，你看，我们都是绿色的植物，你要收起你那一根根向上的枝条，像我们一样长得圆一点，储藏的水分才能多一点。芦荟默不作声。芦荟看着脚下的沙漠，差点忘了，沙漠从不盛产水，沙漠即使有水也在很深的地下里。沙漠多的是沙子，沙子当然也是很有用的，芦荟不否认这一点。偶尔路过几只骆驼，顶着背上两个半干瘪的储水包，用挡住沙尘的眼睫毛笑笑、磨磨嘴，像是在告诉芦荟，你看，我们早已不会再被日光下的沙子烫到脚了。

芦荟其实知道，在沙漠里要想不受伤，只能放在自带营养液的真空罩子里生活。可芦荟知道罩子无法永远保鲜。芦荟便除去罩子，想要扎根，想要用根系汲取埋在沙漠最底下的水分。

所以，芦荟先是花了很多时间承认这里是沙漠（因为没办法再继续骗自己这里是绿洲），然后又花了很多时间说服自己留在沙漠，也许沙漠里真的可以长出茁壮的芦荟。可是沙漠实在太干了。这株芦荟相信奇迹，也尊重自然的天理。在这样的情况下，芦荟想出了一个办法，时不时地把自己移植到湿润的花盆里透透气。现在芦荟终于要去她梦了很久的冰雪土壤里也试一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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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寻找方法

写到这里，故事差不多讲完了，接下来的更像是一些方法。虽然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和我有相似的处境，可至少我是在这段时间与痛苦和干涸的摸爬滚打之中着实对自己更了解了，怎样会开心、怎样会不开心，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既然这株芦荟选择暂时继续生活在沙漠里，也应当有在沙漠里存活的对策。

其实看到痛苦和痛苦的成因，便已经好了大半。尽管痛苦不一定需要被对抗，可人总还是希望自己能尽量过得开心些，毕竟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尽量地去想一些能够支撑自己的方法。在这之中也有些意外的收获。

第一便是朋友。既然在这里失语，我每隔两三个星期就必须出游一次，去哪不重要，重要的是见谁。最开始是因为总要去香港或上海办事，每次停留两三天，和以前的朋友们聚聚，吃吃学生时代常去的餐厅或是地道的西餐，好像自己还是那个在两文三语大都市里的自己。而宁波虽然景点不多，我也喜欢邀请好朋友们来staycation，吃吃海鲜和年糕，或是来工厂「沉浸式体验我的生活」，度过个两天一夜，从此这座城市也会因为有她们来过的痕迹而变得不太一样。爸妈有时候也会加入见见我的朋友们。三个多月一共十几个周末，就这样轮番地混过去。

这段时间我还学会了独处，学会继续直面自己的内心，学会远离人群。虽然我一直喜欢一个人住，可之前在香港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不用上课的日子通常是和朋友有约不完的饭，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日历就可以丰富多彩地度过一天，睁开眼睛又是上班，倒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看书或者独处，更无暇思考人生长大和存在，何况香港又是个下楼就有繁华或历史的高信息密度城市；而进厂的日子里，作息也被动早睡早起，虽然四五点就下班了，可晚上的时间不自觉地变得宝贵。减少一些无效的社交，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日记本和自己，还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点忙不过来。

第二是阅读。中西合璧地阅读。机缘巧合下我和几位前辈一起借读《古文观止》学心学，我一边读千年前王侯将相之间的恩怨纠葛，一边思考在这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小官小吏和平民百姓、思考千百年后的我又能留下什么存在过的证据。我还有几次在吃完午饭之后躺在奶奶腿上晒太阳，奶奶用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我读佛经。我记得最开始那段时间我完全是靠看淡生死与破执破相的观念撑着的，但我自己也知道那时候我的眼里没有光，落入虚空道和虚无主义。后来生日的时候，几位长辈看了我写的东西，都让我别想太多，要开心一点，我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又想通了。现在努力将离相的修行和眼前的快乐取一个平衡，也算是练习「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的道理」。

观察身边的人也是一种阅读。我之前漂泊动荡的生活方式里，遇见的总是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个人，我们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里，谈话总是她们的现状和国籍；而回乡之后的社交和重心，从地球的广度转为生命的长度，多的是从我出生时便认识的人，我观察她们是否还在同一家酸菜鱼店里、老宅有没有翻新，二十年间是否做了奶奶、头发白了几分。我有天和奶奶说，我在这里很容易看见一个人的一生。这也为我一直思考的那些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些带着乡音、迷你版的case study。

还有就是看书、看YouTube上各地旅游的视频、和朋友同步看的几部美剧，想象地球的另一端二十年前的纽约，想象自己在太空里一颗渺小蓝色弹珠表面的位置……总之，我需要在更宏大的总观和叙事里，消解眼前这些可以解释或无法解释的东西。

第三是自然。看大自然的视频、长视频，去大自然，避开吵闹的小孩和人群。找到需要人群与远离人群之间的平衡。时常想象那天出发没有人、没有字、只有冰雪和山海的南极。

第四是写东西。写很多东西。因为感受到很多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表情，是我第一次具象地看到微妙的dynamic和权力；在生产与谈判的价格高低之间，我突然明白了课本上说的经济运行、财富流转、资源循环、能量流动的底层逻辑。我记得有天我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词「知识分子」，我才发现，原来我从一个被高知包围的象牙塔环境，走到了一篇更“接地气”的田野里。两边都是真实的世界，只是角度不同，没有高低对错之分。这里有实业家们把复杂的道理用苹果香蕉之类最接地气的比喻解释清楚，也有他们几乎一生与一个工厂绑定、穿过以五年十年为单位的起落与周期。这些都是很多在地的、宝贵的经验。

第五是家人长辈的理解和建议。有天我发现自己其实也靠着「六个口袋」：外婆外公奶奶爷爷妈妈爸爸，她们的好胜与坚韧、大智若愚、慈悲喜舍的智慧、波澜不惊和魄力、对美的追求、物质的托底……这都是我之前所未曾察觉到的幸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今年经历的种种，让我第一次不再理所当然地依赖和等待someone coming。我开始认可自己、看见自己、前所未有地相信自己、支持自己，相信自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清楚地知道人的一生到最后只有自己。这一刻我才明白什么是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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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进厂和南极之间：呼吸

临行前的这个周末，我终于能够如释重负地呼吸。

而我之所以能有现在这种光明磊落又如释重负的感觉，一是因为在进厂的工作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和我的“老板”们说好，今年冬天我要出去一个多月做南极的工作。我不用再因为自己的离开感到负罪感或等待批准了。另一方面，家族责任在身，再加上作为老中优等生天生的操心内耗体质，倘若这次去的不是南极（昼夜颠倒、没什么信号，而且还是去工作的、不是去休闲的——buff叠满），我真的想不到在老中语境里除了怀孕之外还有第二个比这更充分的理由（就连怀孕也不一定）能让我暂时放下这「该死的」责任感，去做我自己，去实现那个我等了两年、已经在脑海中预演过千万遍的梦想。

我原以为在厂里的这段时间我并没有什么压力，可当我发现这两天能心安理得地放下关注和压力之后，我肩颈和胸口持续了两三个月的酸痛消失了，我甚至可以不再蜷曲、而是平躺入睡了；这两天是我这几个月来最轻松的周末，我不用再担心周一开始又是一场作战和循环往复，不用再为周六真的没有力气和能量去工厂上班感到罪恶，不用再在国道线和大车「生死时速」中开玩笑自己是「与狼共舞」，绞尽脑汁用幽默和荒诞去消解这片土壤带给我的创伤和不适应。周末醒来懒懒地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一个视频是在巴黎街头，三十几位艺术家即兴跳舞演奏、唱Bohemian Rhapsody，我的眼泪再次流下来，我才发现，不是我的算法一夜之间给我推了更多有着美与爱的视频，而是这些视频一直在，只是之前我的潜意识在保护我，不敢让我的注意力落在那些和我眼前生活相去甚远的内容里。我仍旧容易落泪，但终于不是因为委屈和压力而一边开高架一边哭，而是因为我终于允许我自己聆听美的旋律、看见美的街道、人们对于美的欣赏和笑容、人们可以大方地享受美和当下。原来我爱艺术和美，爱的其实是她代表这个环境里的人们除了拉扯一亩三分地，尚有余力关心艺术、关心她人、关心共同的环境。美和艺术都是奢侈品。

在强烈的对比和反复的进出之间，我突然看见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性。我观察自己的反应，看到自己的喜恶，记录下来，像是一本给自己的使用说明书。也是因为之前gap过，我知道自己不上班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上这个班是什么样子的，上那个班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在自己和周围人的样本里，更努力找自己的主线。我知道没有完美的状态和完全的自由，只有知道怎么样的版本更接近自己。

我没有和家族企业共同经历它从0到1、从1到10、从10到100的过程，等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000了——这样的基础和平台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幸运，但于我而言终究是半路衔接，这个行业不是我所选，我能够尽量去学、去做好，但我不会如鱼得水，我只是一只在平板上努力跳跃的鱼。突然从「1000」开始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我发现我面对一些与我的年龄和阅历不匹配的尊敬和夸奖时，我总会无所适从，连眼神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只能不好意思地重复「过奖、过奖」。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问了GPT，它说因为我之前的工作环境和晋升道路都是标准的Merit-based（能力驱动）的系统、契约型社会，而在这里一下子来到一个血缘关系更重要、信任很大一部分来自“谁家的孩子”的环境，我会有这样诚惶诚恐的反应。

在个体和环境之间整个叙事和逻辑的冲突里，我一边硬着头皮向前，同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塑造成环境需要我展现的样子。我决定只做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就说，不想去的地方就不去。虽然这些乍一看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在去年刚回来的时候却很难做到（去年我也尝试了进厂，只坚持了两天哈哈）。而现在我尽量至少在day to day和细节上别太委屈自己。

而从严谨的象牙塔、比较理想主义的世界，陡然进入最实业的实业、最田野的田野，我还发现自己被创业家们的精神感染，好像在渐渐放弃完美主义。之前在非洲农场实习的前辈姐姐曾经发过一段话我记得很深，她说创业和好学生剧本完全是两个逻辑。做好学生是永远在争取怎么从A变成A+，而创业是不断在D和D-之间徘徊，只要不F就行。爷爷也告诉我，他创业三十几年，走到今日之前，不免经历过几次摇摇欲坠的时刻。而至于其中人来人往、走走停停，任其自然代谢，不必过于担心。

虽然要达到她们的视野和格局，我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只要不F」的哲学也是我今年很重要的一课。

而对于我的回来和出现，身边人也有不同的反应。家人看到我的能力（其实很多家长们真的对这个时代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就业环境没有直观的概念），也给予我足够的理解和耐心。我也记得有一次的饭局，大部分人都夸我懂事、聪明，期待我做出一番事业；而只有一位前辈问我累不累，适应不适应。平常遇到的许多其他长辈，有的叫我好好干，「定定心心在这里」；也有人觉得「大材小用」，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行业和环境。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是我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镜子。

而就像前面讲到的，我最不适应这里的部分，其实并不是重工业的行业和环境，而是这座城市的底色和背景音。优渥环境下不免带来攀比之风和物质主义，而让我真正惧怕的，是我有时会感觉以外在的物质和装扮，几乎成了判定一个人的主要标准，好像用消费来回避直面内核和真心。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恐惧和不适应，亦是一种创伤。我记得有天出外勤回家之后我哭了（是的我又哭了……），最后在深夜十一点决定给我爸发了好几个哭的表情，我说我常常觉得身边很多人不太理解我，他们只看到我是「镇海中学」、「香港大学」，可这于现在的我而言只是一种过往的履历和标签，是我最不愿不小心变成的卖弄和装点。我知道人不可能没有标签，因为人需要标签作为窗口让其他人来接近和了解；可我真的不想只被看到标签。我真正欣赏认可自己的部分，不是获得标签之后就万事大吉，反而是我每一次对于那些光鲜标签的放弃、那些按部就班顺理成章道路的放弃。因为每做一个（尤其是逆着社会主流普遍认可道路的）决定，我都要克服很多外在的声音；为了忠于自己的意愿，我有好几次踏上顺流的船，又掉头上岸。我向往的生活，从来不是因为出生这个随机事件，被别人叫成谁家的「千金大小姐」，而是在每一个选择的节点都能认得出自己，哪怕蓬头垢面、素衣席地。

我当时说的没有这么严肃，我只是对于那天情况的输出和发泄。我不确定他听完之后怎么想，可在这次之后他几乎再没像以前那样允许他的女儿只可以有黑色的头发、白皙的面庞、一款要交豪车税“一步到位”的油车、一个某某某的儿子作为伴侣。他希望我在缘分到来的时候找我自己喜欢的人；他开始观察、理解并接受我招待同龄朋友的方式不是像他们那辈习惯的一桌子好菜，而是一人一杯阿嬷手作和一桌子疯狂星期四肯德基。原来是我自己之前理所当然地觉得一个五十岁的人对二十几岁人的理解可以凭空出现。原来只要合理地表达，五十岁的人其实也可以有所改变。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好到了巴黎转机。我看到各种发色、身材和肤色的女人，看到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一样穿着运动服和裤子、拎着和男人一样多的行李袋子。看到她们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浑身健壮，而非甘愿做一个平平无奇男人身边闪亮亮的附属品。我拿着我的笔电、背着我的斜挎包大步地走，如释重负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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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南极之前：我等待的那一个冬天

飞机即将降落阿根廷。我的手机里仍有十几个厂群的情况消息，可我不会再像以前上班上出PTSD那样不想点开。我终于离开了所有（即使大部分是善意的）二度关系；我的头发在长途旅程中变油，可我觉得头上好像少了好几顶压得我脖酸的帽子；为了去寒冷的世界尽头，我穿得比夏天刚进厂的时候多得多，可我觉得自己好轻盈（疑似飞机餐吃出幻觉hhh）。也许是因为，我来到了离家最远的地方，地理意义上的对跖点，在这里，我不再只是谁的女儿，谁未来的儿媳。这一次我更像是我自己。

南极工作的事其实也有一年多的来龙去脉。2023年冬天我想实现「走过中国所有省份和世界七大洲」的愿望，买到一张便宜的船票，彼时还在香港工作，一个人请年假去了南极。在船上遇到一位中国探险队员姐姐，其他同为solo trip的中国姐姐有天喝咖啡聊天的时候和我说，「小姑娘，她的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这句话便记在了我的心里。我打听了找这份工作要考的证书和做的准备、大概的薪资，觉得好像也不是遥不可及，便悄悄列在了我二十七八岁左右要做的事清单里面。没想到2024年我决定辞职gap了，也就把考这些证书提上了日程。当时想着这些工作名额一般提前很久应该就已经确定了，便也没对那一年能去工作报太大希望。

注：南极季是每年11月到次年3月（南极的夏天），随后是北极季。有些全职的探险队员就会在南北极季节性地工作。去南极一般从阿根廷乌斯怀亚或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坐载客100-500人左右的探险游轮，穿过德雷克海峡出发到达南极大陆或各个岛屿。探险队员的工作一般是根据探险队长安排的任务协调游客的活动、驾驶冲锋舟带领游客登陆或巡航、作南极相关知识的讲座、为中国游客进行翻译。我想着我的语言也能算得上是优势，又在一路的咨询、卖画和招生的各种工作经历中经常与人沟通，再加上对这片土地、探险旅行的经验、向往和热情，便想要尝试申请这份工作。

去年考完证书，也开始关注行业内的公司和资讯。有次在去上海找朋友的时候，刚好发现一家知名的公司在办路演活动，我便斗胆打印了我的cover letter和专门为南极工作制作的简历（上面还有小企鹅哈哈）（找别的工作真没这么认真过），穿着我最爱的小鹿裙子，走到活动会场里。也许是人真的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老天也会帮忙吧，我向探险队长递上简历，作了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强调我可以讲流利的普通话、英语、粤语，还听得懂上海话（笑），可以服务讲大部分语言的华人。也许两位队长看到我勇气可嘉，还主动把所有证都考好了，是个合格的打工人苗子吧，简短聊了几句，她们让我收下名片，隔了一个周末我便收到了两个月后2024年冬天的邀约。

可那时候的我还没经历今年发生的种种，也还没有像今年一样「觉醒」。我记得我当时在欣喜若狂之余，找了个机会小心翼翼地向老爸「请示」这趟远行。看到他没有很支持，我自己也在心里对于「我是不是太离经叛道了」感到心虚，也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我咬咬牙，回复了邮件，说今年已经有了一些安排，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再见。来回写了几次邮件，我以为我把这件事从心里放下了，继续我的生活；却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在睡前总是反复地想起这件事。具体怎么想的我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大约是在许多想出发、想拒绝、想做某些事的时刻，我开始经常问自己，「真的就这样了吗？」等到我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的时刻，我给自己安排了去上海的几天之行，去和朋友见面，在心里暗暗说，如果从上海回来还是觉得想去南极，就给船公司再发邮件，具体还有没有职位的空缺和机会就看老天的安排吧，如果有的话，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定要去。

那时候我应该是已经看了《出走的决心》和《好东西》。我一边思考，一边开始质疑某些东西。我记得那次从上海自驾回来，我收到了我的海员证，我发朋友圈说「我想我会继续驾驶我的车」。我给船公司发了邮件说我家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十分抱歉地想知道今年是否还有职位空缺。遗憾的是已经满员。

我道过谢。我沉思了一会儿。我想也许我还需要再等一个冬天。

而这次的经历，连带着不知道明年是否还会同样幸运的忐忑，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反复提醒我，要再果敢一点、也再也不要错过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一边懊悔，一边信命，一边告诉自己如果这次错过就是永远，我应该会无法原谅自己，或者就相信这件事是老天没让我走，想要给我一些其他安排。

后来就是一个表面上平静的冬天，再后来就是春节的那场离家出走。现在想来，老天确实给我留下了更重要的事去发掘。在过去的这一个四季里，我应该是经历了有限的生命里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年。我第一次允许自己离开、允许别人离开、允许自己去得很远、亦允许自己回来。

故事到这里算是真的差不多讲完了。哦，还有一个彩蛋：今年上半年，我一边在全世界闲逛，一边发邮件问船公司今年的北极和南极季的机会，收到了今年南极季的好消息。可船期迟迟没有确定，我的心无法完全地放开。直到夏天的时候我在伦敦给自己来了一段没有回程票的旅程，我一边想着也许是时候回国，一边想要在南极的工作有个准信的时候才能觉得心安。有天我像往常一样等邮件，发现落款的地址竟然就在伦敦，在Google Map上一查才几公里，便真的两腿一迈出发走过去了。那位在邮件另一端的coordinator估计是觉得有些惊奇，和我聊了几句，告诉我船期还在安排。终于，我在坐飞机回国的那天下午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收到了船期的邀约。这整件事给我上的一课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天意都要遵循，「尽人事，听天命」。

国道旁三十年的厂房、南极亿年的冰川，都是我的二十五岁所见过的世界。我很贪心，希望自己能是一个土或洋、近与远都能承受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我期待在南极即将开始的工作，而回来之后，我是继续在厂里，还是等待下一次去北极，还是开始做其他的，都未可知，但也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会努力过好我的每一天，听从我的内心，并让自己随时有能力到自己喜欢的环境去。

朋友们发来消息，因为等回来再见的时候已经是2026年了。我们互相道别，期待明年的重逢。

而在世界的尽头，我的新生已经到来。

我记得出发前那天，外公在餐桌上等我，我开门进来，外公用他带着苏北口音的语气说，

「小孩，你又要出发啦？」

我点点头。

外公笑着摇摇头，说，

「你是一只鸟儿，飞吧。

自己在外面要当心，注意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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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文章动笔于外公的那句「你是到处飞的鸟」，完笔于上船前夜的乌斯怀亚。在路上、航站楼、登机口、客舱里，我啃着面包、喝着咖啡、胸口别着墨镜和笔，捧着电脑和笔记本，蓬头垢面，却是我的二十五岁觉得自己最本真的本体。

也许人在最远、举目无亲的地方离自己的内心最近，也许人在物质最简单、消除欲望的迷惑的时候更能直面自己的内心。上半年我背着40升的背包，带了全身纯白的衣服，踏上一个人的流浪之旅。今年收获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总是这样在自己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和另一个版本的自己相遇。而我也是在当时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我会爱每个版本的你」。

等我到了南极，穿上冲锋衣，第一次在世界尽头掌舵的那一刻，我应该会看到去年的我自己。我想我会和她说对不起。但我知道，她会笑着告诉我别傻了没关系，告诉我今年一个人走过了这么多真的很了不起，告诉我她理解我去年有去年的苦衷。她还会告诉我，过去的都已经过去，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要记得我们拥有的只有今天，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再也不要辜负自己。

2025年3月在智利的纳塔莱斯小镇，看到停靠的南极游轮，我暗下决心。也许以后我还是会难过、会受伤，但我再也不会错过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了。

到乌斯怀亚啦，明天上船！